浙江宣传消息 前几天，浙江省委在杭州举行法治浙江建设20年新闻发布会。一组数据令人瞩目：2025年，全省群众安全感达98.93%，企业和群众对执法公正满意度为97.6%，一审案件上诉率仅6.12%。发布会还提到，“事事有法可依、人人知法守法、各方依法办事”日益成为社会共识。浙江已经成为“社会活力最强、社会秩序最优、群众安全感最高”的省份之一。

这是一份厚重的答卷，其答案早在20年前便已埋下。2006年4月，浙江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学界认为，这一决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省域先声”。事实上，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诸多重要命题都在浙江萌芽，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很多首创性探索也正是在浙江破土而出。

21日上午，法治浙江建设20年座谈会在杭州召开。法治浙江走过的20年，远不止于一串数据的罗列，更是一场关于法治何以成为发展密钥的深层追问。对此，笔者想到五句话。

一、法亦是“破局之法”

一说法治，有人就会想到“约束”“条条框框”，仿佛被捆住了手脚。但在笔者看来，法治从来不是“紧箍咒”，大到一省一国的治理，小至个体发展，越是变革与困难之时，越需要在法治与规则中寻找解法。

本世纪初，浙江作为市场经济先发地区，更早遇到了“成长的烦恼”，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变动，矛盾一度集中显现。当时，全省刑事案件立案数大幅上升，社会治安面临巨大压力。面对这样的局面，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深入基层走访调研，敏锐地意识到必须用法治来引领和保障改革发展，2006年4月，在他的直接推动下，《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正式诞生。

这个决定从经济治理、社会管理、政府自身建设、基层民主法治等维度作出系统部署，为浙江从资源小省迈向经济大省铺就了一条坚实的法治跑道。法治成为发展最可靠的压舱石。

当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承压前行，一些企业感到“寒风刺骨”，有人动起“搞变通”“打擦边球”的念头。但事实证明，试图靠“越线”来破局，最终只会把自己逼进死胡同。风浪越大，越需要筑牢法治的堤坝。

去年，我国首次专门为民营经济立法，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初衷正是在复杂形势下给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从法的角度出发，既给发展开“绿灯”，也划出了行为的“红线”。用规则廓清发展空间，才能让企业在合法轨道上放心干、敢于闯。

二、比政策更实惠的，是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过去的招商引资中，有些地方经常会比谁的政策“口子”开得大，谁的补贴“红包”给得多。但对于创业者、投资者而言，政策红利可能只是一时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才是长久的。如果一个地方法治环境、营商环境不好，那再多优惠都难以真正留人留心。

在这一点上，浙江很早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八八战略”其中一条就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20年来，历届浙江省委坚持把建设法治浙江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积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

把法治作为最优营商环境来打造不是喊口号，而是办成一件件具体的事。比如，针对“多头执法、重复检查”的企业痛点，浙江推动“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基本形成了职责清晰、协同高效的行政执法新格局，全省涉企检查总量同比下降50.79%。还比如，针对知识产权保护这一企业核心关切，浙江全面推行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三合一”审判机制，提升了审判质效。2025年，浙江再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五张榜单“大满贯”，上榜企业数量连续27年居全国第一。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当公平、法治、服务如空气般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每个市场主体都能踏踏实实地经营、心无旁骛地创新时，人才、资金、技术自然会汇聚起来，有血有肉、有竞争力的产业方能深深扎根、茁壮成长。

三、守法经营不是“吃亏”，而是真正的“捷径”

社会上也不乏“老实人吃亏”的说法，有人认为守法企业赚不到大钱，还有人信奉“闯禁区、踩红线才能赢得先机”“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法”的背后其实是“义利之辨”。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浙商走遍天下，凭什么？凭的就是“守法”和“信义”。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就曾评价，浙江人笃信“义利双行”“义利并立”“以利和义”的信条，形成了诚实守信、一诺千金的儒商文化。

由于浙江市场取向改革较早，一些地区和企业经历过信用缺失的痛苦，温州皮鞋更曾因质量低劣被集中焚烧。正是吃过苦头，浙江人才更加懂得守信、守法是企业的生命。2004年2月，浙江首次召开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五个转变”，其中一条就是从比较粗放的经营方式，向更加注重信用、质量、生态和遵纪守法的经营方式转变。

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守法经营不是“吃亏”，而是以确定的规则化解不确定风险的理性选择。在遵纪守法中积累的信任资本才是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

四、法治的“牙齿”要一视同仁

法治的权威在于实施，而实施的关键在于政府依法行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就意味着，法治建设从来不是单向的，既要有向下严管的刚性约束，更要有向上规权的制度自觉。

在这方面，浙江也做了很多探索。比如率先推行的“四张清单一张网”，即政府权力清单、政府责任清单、企业投资负面清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以及浙江政务服务网，以制度刚性为权力划定边界，让“法无授权不可为”成为政府行为准则。比如率先开展的县乡合法性审查全覆盖，乡镇街道出台的文件、签订的合同等均须经过合法性审查，从源头上防止“红头文件”违法。还比如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告官见官”成为常态，“出庭又出声”倒逼依法行政。这些举措编织起一张覆盖权力运行全过程的法治监督网。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目的是让政府“不乱动”而非“动不了”。当权力运行有边界、有预期，市场活力才能充分涌流，而领导干部是否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能否在法治轨道上谋发展、解难题，本身也是检验政绩观是否正确的一面镜子。

五、法治引领善治，才是最深沉的发展动力

有人问：法治到底能带来什么？是更少的纠纷？更低的交易成本？更稳定的预期？都对，但还不够。在笔者看来，法治带来的最高价值，是让社会在有序中充满活力，在规则中不失温度，而这也是社会治理的理想境界。

法治浙江建设20年，最深刻的成就不在于立了多少法、办了多少案，而在于法治精神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渗入社会治理的每一寸肌理，实现了从“法治”向“善治”的跨越。

比如，新时代“枫桥经验”从枫溪江畔出发，从农村走向城市，从线下延伸到线上，甚至漂洋过海成为国际社会治理的“中国方案”。它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正在于这种自下而上、就地化解矛盾的智慧，彰显着中国“以和为贵”的文化底色，是对法治精神最生动的践行。比如，领导干部自上而下主动到矛盾“窝”里去做工作，2005年至2025年，浙江省、市、县三级领导及部门负责人累计下访接待群众22万余批次74万余人次。领导下访接访解决的是群众的急难愁盼，筑牢的是社会对法治最朴素、最坚实的信仰。

善治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有温度的社会秩序，它既意味着“于法有据”的规范保障，也意味着“行止有度”的自由空间。当法治的刚性约束与善治的柔性关怀相互交融，社会便能在秩序中焕发活力。这种秩序与活力的动态平衡，为一个地区、一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

面对不确定的世界，法治提供了确定性。浙江用20年的发展证明，当法治融入血脉，发展便有了最深沉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