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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探索个人破产制度,浙江有了新“指引”
2020-12-04 10:28:05 来源:杭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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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日报 12月3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并通报相关工作情况及典型案例。

什么是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为什么称之为“类个人破产”?个人破产后是否就不用还债了?如何区别恶意逃债?发布会就《指引》内容进行了相关解读。

焦点1:

什么是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给“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一个出路

目前,由于我国尚未制定出台个人破产法,现实中,企业家一旦创业失败,就需要以个人名义负担无限债务责任,不能获得与企业同等的破产保护,经营风险无限转移给了个人和家庭,不仅给高利贷、地下钱庄等非法融资渠道创造了生存空间,也遏制了社会投资活力,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

“市场经济的主体不仅有企业,更包括数以万计的自然人、商自然人,我们也希望可以给‘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一个脱离债务枷锁、东山再起的出路。当然,也要严防恶意逃债,对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债务人,坚决通过强制执行制度实现债权。”浙江高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徐建新表示。

什么是“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浙江省高院执行监督处处长方嘏风讲述了一个案例。

债务人李某成曾经营多家企业,并以个人名义借款用于公司经营,后经营不善公司关闭。自2012年起,共有21位债权人(其中2位为金融机构)陆续向法院提起诉讼,债权金额达2000多万元。法院在执行时发现,李某成名下有一处房屋,但经三次拍卖均流拍,也无债权人同意“以房抵债”,该案因无法执行而终结程序。

2018年,该房屋被当地政府征收,确认李某成可得安置补偿款近95万元。为此,多名债权人向法院申请恢复强制执行。李某成也主动向法院申请进行个人债务集中清理。2019年8月7日,法院受理李某成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参照企业破产法规定,从管理人名册中摇号指定管理人。

经法院和管理人査明,当时李某成名下财产为已被征收的房屋一处,可得安置补偿款近95万元;还有村委会发放的退二进三指标款157161元、初始登记于2001年的小轿车一辆,以及银行存款41023元。而近年来,李某成与妻子在广州一家商铺从事销售工作,月收入约六七千元。家中还有一位67岁的母亲和一位11岁的未成年子女。

2019年9月30日,法院主持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21户债权人全部到会,表决通过了李某成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方案。方案中,李某成除将9660412元款项用于清偿以外,另承诺再向全体债权人增加清偿率2%,即再还411301.2元。债权人表示同意李某成按约清偿后,自愿放弃对剩余债务的主张权利。2019年12月18日,法院裁定认可李某成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方案。

“像李某成这样由于自己主观恶意之外的其他原因,比如融资失败、资金链断裂或遭受诈骗等原因,而导致债台高筑的企业家,的确是不幸的。但他们仍愿意配合履行,主动申报财务状况,那么就要给他们一定的债务豁免机制,进入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反而可以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给予其重新进入市场经营的机会。”方嘏风解释说。

焦点2:

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后就彻底自由了吗?

——有条件的债务豁免

李某成的遭遇并不是个例。自2018年以来,温州、台州等地法院积极开展个人破产制度试点工作,截至2020年9月30日,全省共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237件,共计办结147件,涉案债务总额共计2.027亿元,共清偿3350.349万元,平均清偿率为16.53%。

那么,当债务人的个人债务进入集中清理程序后,个人是否就彻底自由,不用还钱了?

徐建新解释,债务人的“诚信”是制度运行的前提基础,如债务人有恶意逃债行为等不诚信行为,则集中清理程序将不予启动或及时终止。比如在李某成的案件中,该清偿方案全部履行完毕之日起五年内,若发现李某成存在未申报的重大财产,或者存在欺诈、恶意减少债务人财产或者有其他逃废债行为的,或者严重违反行为限制令的,债权人可以请求恢复按照原债务额进行清偿。

法院在终结对李某成所涉案件的执行时,也依法向其发出了行为限制令,李某成在该方案履行完毕满三年,且不存在法院限制令中的行为的条件下,才可以向法院申请恢复信用。法院也会让债务人了解失信的代价,包括民事责任、行政处罚、刑事责任、信用制裁等等。

同时,《指引》第41条也明确表示,结合债权人会议审议意见,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决定债务人生活必需品的保留,也就是说,除了基本生活费用和基本的生活保障,债务人可支配的所有钱款都属于债权人。

焦点3:

如何引导相关利害关系双方开展清理工作

——这是一场多方有利的工作

如何激励和引导相关利害关系方来开展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省高院民五庭负责人鞠海亭表示,这是一场多方有利的工作。

对债务人而言,开展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首先可以给予其破产保护,若债务人如实申报个人财产,《指引》第12条明确可以免予其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免予人民法院的拘留、罚款等强制执行措施;其次,还能适当予以相关费用的补贴,第18条明确清理费用等可以从破产专项资金中列支,不用债务人另行支付;再者,结合债权人会议审议意见,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决定债务人生活必需品的保留,不需要到处躲债维持生活,这对于渴望“重生”的债务人来说,是一个好出路。

对债权人而言,因这项工作的开展是以债务人的“诚信”配合为基础的,因此债务人的配合度往往能得到有效保障;其次,像企业破产一样,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也引入管理人资源和破产专项资金,能更全面、彻底调查、核实债务人的财产状况。对于金融机构债权人来说,也能提供更加丰富、便捷的不良资产核销手段。

对法院而言,通过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对自然人执行案件进行“合并同类项”,提升程序效率,将管理人等社会资源引入到执行程序中,也缓解人民法院“案多人少”压力。 

《指引》出台背景:以实践探索个人破产制度的“浙江样本”

近年来,有关“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声音层出不穷。去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中首次提出研究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同年7月,国家发改委、最高法等13部委印发《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提出研究建立个人破产制度,逐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符合条件的消费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最终建立全面的个人破产制度。今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成为我国首部个人破产地方法规。

地处民营经济大省、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浙江法院也在个人破产领域实践先行,自2018年起开展试点探索,在全面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浙江高院正式出台《指引》,指导全省法院进一步探索和开展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工作。

据了解,《指引》共有61条,分为11部分,旨在建立一套有效的区分机制,通过债务人申报、接受债权人质询、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核实、管理人调查核实等措施,将“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债务人(俗称“老赖”)与“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予以区分,在对前者强制执行的基础上,给后者以相对宽松的制度出路。

“浙江法院此次出台的《指引》,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个人破产制度的功能与价值,因此称之为‘类个人破产’。破产法律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制度,也是市场经济体系的一项基础设施,浙江法院的探索只是刚刚开始,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探索配套制度的完善,推动个人破产的地方立法。”浙江高院副院长徐建新说。 

【来源:杭州日报  作者:通讯员 高媛萱 记者 王艳颖  编辑:郑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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