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屈家岭的重大发现，屈家岭、石家河长江中游的文明起源。”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刘斌说。

12月4日，湖北荆门举办的屈家岭遗址考古工作专家现场会上，对外发布了多项考古新发现。其中荆门屈家岭遗址考古发现与良渚水坝同时期，距今约5100年至4900年前的多组水利系统，目前对熊家岭、郑畈两处史前水利系统开展了详细的考古工作，经过近3年的全面调查和系统发掘，屈家岭遗址新发现多组规模庞大、因势而建的水利系统，为考察史前水利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证据。

屈家岭遗址发现最早的水利系统，标志着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从最初被动地防水御水转变为主动地控水用水，部分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

屈家岭遗址治水模式的探索，为史前单体聚落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提供了细节支撑。屈家岭遗址的考古工作，展示了长江中游地区大型中心聚落的规划理念、布局演变和社会结构传统，反映了长江中游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明路径，为考察史前水利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长江中游文明的起源和演进提供了关键样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指出，屈家岭此次发现是中国最早的水利技术系统，在5000多年前代表的是最先进的生产力。我们以前往往注重的生产工具，这次发现是确定了长江中游体系也有水利系统、水控制体系，且更多用于灌溉，直接涉及到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农业的经济命脉，代表的第一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水坝以及水利系统的发现，体现了生产力在屈家岭这个阶段有了巨大的飞跃，所以我们真真正正明白了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硬道理。

熊家岭水坝坐落于青木垱河东-西向支流的河道上，水坝呈南北向，土筑而成，连接南北两端山体，以拦蓄水资源。

目前已确定熊家岭、郑畈两处，并历时8个月完成熊家岭水坝东西向剖面的解剖清理工作。

据测算，现存坝顶高约2米、宽约13米，坝底宽约27米，南北长约 180 米。水坝东侧为蓄水区，与自然岗地合拢面积约19万平方米;西侧为灌溉区，约8.5万平方米，植物考古的研究工作显示该区域存在史前稻田。溢洪道位于蓄水区的北部缺口处，入口宽约 26 米，出口北抵青木垱河中上游，呈南高北低的走势，展示出“因地制宜”的科学建设理念。

解剖性发掘显示，熊家岭水坝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坝的宽度为10.2米，晚期坝的宽度26.6米，晚期坝在早期坝的基础上加高加宽扩建而成。

在早期坝的使用过程中，坝体东侧迎水面上沉积出淤沙层，其上存在包含细小烧土颗粒的灰烬层，晚期坝体即叠压在灰烬层上。灰烬层中的炭化荒草种子表明，增筑行为当发生于秋冬季的枯水期。

出土遗物、测年数据显示，晚期坝的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早期晚段，绝对年代约4900年至4800年。 早期坝的年代不早于油子岭文化晚期，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早期晚段，范围为5100年至4900年。

我们知道，位于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也是距今5000年。屈家岭水坝可以说和良渚水坝同时期。良渚水利系统的考古发掘领队王宁远说，这个水利系统功能很完备，是系统研究屈家岭聚落的一把钥匙。

熊家岭水坝是集灌溉、抗旱、防洪三位一体的水利系统，另外，它也连通了殷家岭、冢子坝南北两大遗址，从事实上又形成了这两个遗址之间的一个通道，也可以作为一种交通的路径来使用。

走近土坝细看，早晚两期坝体堆积明显经过人工拍打、夯实或加固，局部位置揭露出因拍打、夯实而形成的“痕迹面”，可以看出是非常成熟的建造工艺。两期坝体的各层堆积中，绝大多数都掺有禾本科植物根茎，应属原始的“加筋工艺”。此外，在早晚两期坝体堆积中发现与良渚水坝建设相同的“草裹泥”的痕迹。

草裹泥剖面还呈现出了明显的分区，表明堆筑时草裹泥是从不同地点运送过来的，一到即铺筑，没有统一堆料过程。

除了草裹泥外，熊家岭水坝的堆筑还需要大量的土。据勘探显示，为缩减建设所需人力物力，水坝遗址铺设于天然山体之间，周边为沼泽区，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设计营造，工程的规划、设计与材料的采集、运输、制作以及工程实施建造等工序，需要相当的管理组织能力。

此次发掘获取了探索长江中游史前文明化肇始的物证，首次将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纳入统一的文化共同体。

屈家岭遗址作为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油子岭文化聚落，考古工作揭示的最早水利系统、最早的快轮制陶工艺和磨光黑陶生产技术、聚“族”而葬的墓地形态，为我们生动展示了油子岭文化的发展高度和社会结构，也进一步阐释了油子岭文化强势扩张的动力。

距今 5100 年左右，屈家岭遗址所在的汉东地区率先从油子岭文化嬗变为屈家岭文化。

在屈家岭遗址，油子岭文化规划、营建的水利系统被屈家岭文化所继承，并经过改造升级，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促使聚落规模从105万平方米扩展至284万平方米。这一时期，庞大的聚落规模、缜密的水利系统、规整的环壕设施、高超的建筑工艺，反映出屈家岭遗址作为“壕堰式” 聚落的典型特征，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与大型城址同级的新型中心聚落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