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高水平建设法治中国示范区，浙江要让法治这一手真正硬起来。

回眸十年发展历程，率先开启法治中国建设在省域层面实践探索的浙江，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砥砺前行，取得了丰硕充盈的实践成果、有效管用的制度成果和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一张张法治“金名片”更加闪亮，一个个“全国领先”不断涌现，各领域法治化水平全面提升。

十年，法治浙江建设亮出哪些新招？百姓又有怎样的获得感？一起来听浙江人的法治故事。

台州市黄岩区北洋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王鹏：

从怕到盼，是对我们的最大肯定

去年11月，台州市黄岩区北洋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成立。这是黄岩区实行“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以后，成立的第一支乡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我也因此有了一个新身份——北洋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

浙江是全国唯一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黄岩区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走在全省前列。我和队友经常感慨，我们站在了改革的最前沿。

改革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群众对我们的称呼上。我听老队员讲，十几年前，他们还常被群众叫作“城管”。很多人对这个词语的印象其实不那么好，也存在一些误解。如今，随着综合行政执法领域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人习惯喊我们“执法队”。

在我看来，称呼的变化，反映的是法治政府建设日渐深入人心和群众对我们工作的认可。此前，我担任黄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北洋中队中队长时，遇到部门执法权限之外的违法事项，经常有心无力、有苦难言。

乡镇（街道）原先在很多管理类目上没有执法权，联合执法又需要协调很多部门和环节，稍有不慎容易引发矛盾冲突，最终损害的其实是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真正实现了“一支队伍管执法”。现在我们执法队有44人，由镇长兼任队长，承接16个领域537项行政执法职能。队里还配置了9个区级部门的下沉人员，方便跨部门联合开展执法。即便没有执法权的事项，我们也能通过证据共享、内部协调等机制，更快速地交由相关部门处置。

改革带来的执法能力和效率提升是显而易见的。今年8月，我们接到举报称镇上一家水泥搅拌站无证生产。我们很快召集发改、自规、环保3家部门联合上门。现场执法后，这家水泥搅拌站2天便完成拆除整改。这在过去至少要半个月。

一系列法规和制度的出台，也让我们工作的底气更足。浙江率先在综合行政执法领域出台省级地方性法规《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黄岩区出台制定了依法行政、执法办案、协作配合等8方面50项制度汇编，梳理“综合查一次”清单40条。我所在的北洋镇也在全省率先出台以乡镇（街道）为主体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怎么查，怎么处置，都有了依据和规范。

当然，我们也感到身上的责任更重了。如今，行政执法事项大幅增加，仅梳理出来的高频事项就有93项，辖区也突破了地域限制，涵盖了一镇三乡以及长潭水库库区。但大家的干劲都很足。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名企业主看到我们说，“原来怕你们来，现在盼你们来。”改革后，我们一改过往多部门多次上门检查的情况，推出“综合查一次”给企业减负，针对信用好的企业，我们半年查一次。检查时，我们还会收集企业诉求，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今年以来，我们就收集并协助解决企业留抵退税、稳岗用工、法律援助等诉求52条。

从“怕”到“盼”，我想这是对我们的最大肯定。

杭州互联网法院信息技术中心主任、员额法官陈蓦：

用互联网方式审理互联网案件

马上要开庭了，庭审现场却只有法官。审判庭没有当事人座席，原、被告双方以在线视频方式出现在了电子大屏上。通过视频，大家各自陈述、质证、辩论。证据早在开庭前就已上传，一键点击就能在线查看。庭审结束，文书可以通过电子方式直接送达。

浙江在全国率先创新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打造互联网司法新模式，让这样的画面成为我和同事的日常。

时间回到2016年，浙江高院首次提出设立互联网法院的改革设想。不久后，我当时所在的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就接到了先行先试的筹备重任。

筹建互联网法院，算得上前无古人。前期，我们到高校、互联网企业、政法机关等做了大量详实的调研工作。杭州是中国电子商务之都，信息经济发达的同时，涉及电子商务的纠纷也越来越多。有数据显示，2013年到2016年，杭州各基层法院受理电子商务案件从600余件增加到上万件。

涉网案件的出现，是互联网时代出现的新问题，给司法工作带来新挑战。改革就是要不断满足群众对司法的需求，用互联网方式审理互联网案件。我们在筹备改造中有别于普通法院，减少法院的立案窗口，扩容机房，增设各种信息化设备，设计首个互联网审判法庭，铺设的各种线缆更是普通法院的3倍，在硬件改造上率先“互联网化”。同时，深入推动信息化在司法中的应用，探索打造全流程在线的诉讼平台，实现起诉、调解、立案、举证、庭审、宣判等审理全流程在线化。这是互联网审判实务工作开展的基础。

2017年8月18日，经过不到一年的筹备，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揭牌，一个全新的法院诞生了。

揭牌当天，审理的第一案就应用了全流程在线诉讼平台。双方当事人分别在杭州和北京通过远程视频参加开庭，笔录由语音输入系统即时形成，足不出户就完成了庭审。此外，利用平台提前进行了诉辩交换、举证、质证，审判效率也大大增加，整个庭审只持续了约20分钟。

互联网法院成立的第二年，我们又再造诉讼流程，进一步推出了突破时空限制的异步审理模式。当事人可以不同地、不同时、不同步地参与诉讼活动，还可以在规定时间通过咨询专家、律师获得专业答复，保障诉讼权利。

从建立互联网法院开始，这些年我们在个案裁判、治理规则、司法技术应用、审判方式变革等方面不断试水探路，让法院审判更加智慧。比如，创建深度运用大数据的电子送达平台，先后上线电子证据平台和司法区块链平台，创立疫情期间“在家在线”审理模式……最让我们骄傲的是，在总结杭州互联网法院的试点经验基础上，北京和广州也设立了互联网法院，浙江这项司法改革走向全国。

这些年，为了让公平正义“触手可及”，让群众有更多的司法获得感，浙江还创新推出共享法庭、移动微法院等举措，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也坚信，未来还将会有更多创新，不断提高司法为民、便民的深度、广度和精度。

遂昌县新路湾镇蕉川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建宏：

小村规推动乡村大蜕变

“遵国法、守村规……”如今走进我的家乡遂昌县蕉川村，无论是墙上的宣传栏，还是村民家中的茶几案头，这样被写成“三字经”的村规民约随处可见。

浙江在全国率先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近10年来创建力度不断加大，持续走在全国前列，其中一个重要抓手就是村规民约。我们村也因为多次修改完善村规民约，从“软弱涣散落后村”变成了“先进示范重点村”。

遂昌县是浙江最大的杂交籼稻制种基地，蕉川村又是其制种核心区块，有“江南粮仓”的美誉。

然而过去村里沿用以前的村规民约来治理村庄。那时，村规民约更像是管与被管的约定，条款都是不能怎么样，如果怎么样就怎么处罚之类，不合理也不合规。

蕉川村的“三字经”版村规民约。 本报记者 黄彦 摄

这样的村规民约没多久就变得效力不强、很难落实。记得当时有这样一条：在家门口乱堆乱放罚款50元。一开始，违规的村民还愿意掏钱接受处罚，但没多久，一些村民就不肯遵守了，有人问“凭什么罚款”，村干部答不上来。加上村集体负债，村里时不时就有矛盾纠纷，导致村庄发展慢、环境脏乱差。

我担任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后，村里从规范村规民约着手，推进民主法治治村。

新的村规民约不再是村干部说了算，而是由村民代表一起参与讨论制定。同时为了保障村规民约的合理合法，在制定过程中，我们还邀请乡里的法律顾问和乡贤中的法律界人士共同商量。制定好后向全村公示，通过后才能生效。

这个过程也是给村民普法的过程。新村规民约的最大变化，不仅是解决村里存在的突出问题，更将村民反映最多、要求最迫切、思想认识比较统一的事规范起来。

这些年，村民的实际需求在变化，我们的村规民约也在不断迭代升级。2020年、2021年，我们每年都重新审定一次，才有了现在的“三字经”版，大到“跟党走、不分离”，小到“喝酒后、不驾行”，我们都收纳在里面，与法律法规紧密结合，简洁明了、朗朗上口。

与以前相比，现在的村规民约更多的是提醒和引导村民，至于如何处罚，一切由法律法规说了算。为让村民更好地理解村规民约，我们不仅把它悬挂在村内最显眼的地方，方便村民随时查看，还不时邀请乡贤中的法律界人士为大家上普法课，讲的都是与村民日常生活有关的内容，比如，不能侵占公共空间乱搭乱建、赌博既败坏家风又违法乱纪等。因为合理合法，没有村民再质疑村规民约。

“小村规”变迁的十年，是我们村“大蜕变”的十年——乡村环境干净整洁了，邻里纠纷几乎为零，社会风气也越来越好。如果你走进现在的浙江乡村，会发现它“绿、富、美、智”，正朝着更高质量的法治乡村、美丽乡村大踏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