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柿互动讯 近日，“生前预嘱”的话题引发热议。

在医院里，昏迷了三天三夜的老父亲，已经无力回天，但孩子一片孝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下去……

于是，老父亲被推进了ICU，全身插满管子，上ECMO（人工心肺机），受尽痛苦和折磨却无法言说……失去知觉的最后时刻，很多病人就这样被剥夺了自己的医疗决定权，在痛苦中离世。

深圳人说，这样不行，我们要做出改变。

从立法开始。

6月24日，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一篇名为《进不进ICU，“生前预嘱”说了算！深圳医疗“基本法”升级版开先河》的文章开头这样写道。

就在前一天下午，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

其中，第七十八条规定，收到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提供具备下列条件的患者生前预嘱的，医疗机构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实施医疗措施，应当尊重患者生前预嘱的意思表示：有采取或者不采取插管、心肺复苏等创伤性抢救措施，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进行或者不进行原发疾病的延续性治疗等的明确意思表示。

深圳此次表决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改稿，也表示深圳市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的地区，“生前预嘱”第一次被写进了条例中。

这意味着2023年1月1日条例正式实施后，“生前预嘱”在深圳将受法律保护。

生前预嘱是指人们在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

生前预嘱是对自己生命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事项预先做出安排，使自己在最后时刻能够保持更多尊严。

目前，《我的五个愿望》是中国流行最广的生前预嘱文件。

此文件由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参考美国生前预嘱相关文本，结合中国文化、法律等改编而成，可以在网上填写的电子表格式的文件，填写完成后，可以打印收藏。

在“临终决定权”上，此次深圳新修订的《医疗条例》做出了大胆突破，如果病人立了预嘱“不要做无谓抢救”，医院要尊重其意愿，让病人平静走完最后时光。

也就是说，要不要抢救，自己说了算，医院要听病人的“生前预嘱”。

去年4月17日，由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担任业务主管单位，深圳市8家安宁疗护试点单位做主要发起单位的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成为继北京之后全国第二个推广生前预嘱的公益组织。

今天上午，记者专访了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李瑛，此前她在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科工作，一直在对生前预嘱进行推广。

签署的生前预嘱是什么？

李瑛：“五个愿望”的生前预嘱，里面还要个人信息，都是保密的，签署人没有授权，别人是看不到的。

每一份生前预嘱都是独立的，就像医保卡一样都有独立的编号。

现在签署生前预嘱的人多吗？

李瑛：现在我们可能没办法统计，我们深圳目前还是利用北京生前预嘱协会制作的“我的五个愿望”电子版和纸质版来推行的。

我们推广的时候，是把电子版发到相关公众号和官网上，但数据我们并不掌握。但国内目前有五万多人签署了生前预嘱。

签署人年龄层怎么样？身体状况如何？

李瑛：北京之前有个统计，签署人最多的人群在40岁到49岁之间，占比23%。签署人关于里面的内容是自愿填写。

另外，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都可以签署生前预嘱。

签署生前预嘱需要走哪些流程？

李瑛：签署生前预嘱，是对生命最后的一项安排，签署要非常谨慎。

不过现在深圳立法刚刚开始，我们协会是推广，不是签署机构，未来会不会签署正式的签署中心，也希望有关部门来推动。

协会与哪些医院在合作安宁疗护？

李瑛：在深圳有九家安宁疗护试点单位，2019年5月，深圳列入国家第二批安宁疗护试点城市，我们就有了九家试点，今年准备建立40多家第二批试点单位，包括各个区都要有至少一家试点单位。

有些安宁疗护在医院，但也有很多人在家里做安宁疗护，居家安宁疗护在家里得到专业人士的指导和帮助。

签署了生前预嘱，能不能反悔？

李瑛：当然。反悔肯定会有的，今天我和你宣传了，你一时兴起签了，明天认真思考了，觉得不行或有其他想法，是可以随时改变。

我们是以最后一份签署为有效文件。

但最后一份签署有效文件，目前政府会以怎样的形式体现还不清楚，这次生前预嘱立法之前，以前是民间在推动。

立法之后，生前预嘱是受到法律保护，是非常严谨的，需不需要见证人？在哪里签署？最后签署以怎样的形式、是不是以录音录像的方式？怎么确定法律效应？现在还不清楚，我们也在等待。

如果老人口齿或意识不清，但他想签署生前预嘱，如果用笔或其他方式签署行不行？

李瑛：不可以。他只能写医疗相关问题由孩子来负责，但不可以说自己的生前预嘱由他人来代签或办理。

您以前是一名医生，为何现在做这份工作？

李瑛：我62岁了，退休也有两年，之前在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之前是心血管医生，后来转到老年医学科。

我在老年医学科会接触到很多老年死亡，没有接触安宁疗护时，是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不惜一切代价去救，甚至人已经死亡了，我们内心也知道人救不回来了，但可能还要做一些医疗救治行为。

当我们接触了安宁疗护，知道人到了一定阶段都会面临死亡，真正的生命末期是有痛苦的，我之前都没有认真去思考过这个事情，甚至我父母过世时也没有思考过。

所以我非常遗憾我父母离世时没有用安宁疗护，但我觉得还可以为我身边的人提供服务，我觉得这在我余生中很有意义。

目前深圳通过对生前预嘱立法，在您看来有什么积极意义？

李瑛：我觉得有三个。

一个是很好的宣传，我们从1988年前后，已经有人在推进这项事业，早期叫临终关怀，2016年叫安宁疗护。安宁疗护是一种医疗行为，生前预嘱是为了寻求安宁疗护签署的一份文件。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更多的人知道了生前预嘱，昨天说有八千万人在关注这个生前预嘱的相关信息。

第二是从法律上得到了保障。立法之后很明确，医生按照签署人意愿来做医疗的决策。比如说，以前按家属意愿，现在不同了。

第三是保护了从业人员的医疗规范和行为。

生前预嘱目前有哪些难点？

李瑛：生前预嘱立法是很积极的信号，但立法是立法，执行是执行，还需要有一段路要走。比如有些家属还是不理解的，比如到了生命最后还要给家人插管或最好的抢救，可能还有这样的现象。

传统的伦理问题，让很多家属纠结，人已经到了最后阶段，迫于“亲情”等还要送到ICU，病人在病床上插满了管子，但最后还是走了，甚至家人都见不到最后一面，还需要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

我有个病人签了生前预嘱，按照她签署时写的愿望，在她生命最后阶段实现了她的愿望，家人也很欣慰，这就是安宁疗护服务。

如果签了生前预嘱，接下来如何执行？

李瑛：生前预嘱签署后，当签署人到了生命最后阶段，家属并不知道其生前预嘱内容怎么样，或者说他最后的愿望是怎样。

所以我们也想推动政府将这个生前预嘱与医保卡关联，比如他在最后阶段，通过医保卡能知道他之前签署了生前预嘱以及相关内容。

目前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改善。

如何对公众解释生前预嘱？

李瑛：明确一点，签了生前预嘱，并不是在意外来临时不做抢救。通过积极的抢救，人是可以回得来的，跟生前预嘱是没有关系的，该救治就要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