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省整体疫情已渡过感染高峰期。”今年省两会，省人大代表、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在“厅（局）长通道”上传递出积极信号。

和过去3年一样，疫情防控，依然是会场内外的高频词。

随着防疫政策优化调整，代表委员、专家学者更为关注那些难以突破、不易被“看见”的难题。

疫情三年，给了我们哪些解题思路？

一、扭转“重治轻防”现象

2023年浙江省政府十方面民生实事提及，新建ICU床位3000张。这些ICU将覆盖省市县三级，成为医疗救治的重要储备力量。

“医院内部‘储存’一些救治实力，需要的时候随时用得上，肯定好过‘用时方恨少’。”省政协委员、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曹启峰说。今年省两会现场，如何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话题依然很热。

省人大代表、绍兴市中心医院医共体党委书记马高祥建议，在经历战疫大考后，基层医院应该扩容发热门诊、传染病病区；门急诊大楼的每一层都应设置应急药品、设备。“这些规划和布局，关键时刻能救命。”他说。

省政协委员、浙大邵逸夫医院副院长虞洪分享了实战经验。医院正在打造新冠病毒感染的分级分层救治体系，实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我们一直在探索平战结合模式，形成‘常备’+‘储备’体系，平时不浪费资源，战时灵活调度。”

“新冠疫情让我们意识到，是时候扭转医疗卫生领域‘重治轻防’现象了。”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吴息凤认为，“防”不是简单的一个字，而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吴息凤坦言，加大投入是必须的，不仅局限于医院、公共卫生机构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还要加强高校的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和科研平台投入，为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科研部门及卫生行政部门储备和输出高水平、高素养的人才队伍。“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提升，涉及疫情监测、疾病救治、物资保障、科研攻关等各个方面，缺一不可。”她说。

二、关口前移，发挥“哨点”作用

浙江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政策的几天之内，省内多地公布了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地址和电话，不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陆续开出发热诊室。

非常时期，有人感受到基层“哨点”的重要性：看病、配药、拍片，就近解决轻症患者的就诊需求，同时将部分可能转为重症的患者，及时转诊至上级医院。

然而现实有些“骨感”。在省政协医药卫生界别讨论现场，不少委员直指痛点：目前基层医疗服务体系人员短缺、资源匮乏、设备落后、药品不足等短板尚未补齐，强基层这道题必须解。

“这是疫情留下的启示。”在省政协委员、淳安县中医院副院长陈专心看来，“在成熟的分级诊疗体系里，这些家门口的小医院是不可取代的，成为老百姓和大医院之间的重要桥梁。”他说。

吴息凤认为，全面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政府部门要做足规划、加大投入，改进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硬件、加强人才培养。比如，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基层医疗卫生队伍水平和服务能力，确保做好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流行病学调查、处置工作等。

三、全科医学素养教育刻不容缓

省两会召开前不久，村医群体和他们的“四件套”火出了圈。这个话题引发不少代表委员的思考：现代社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医生？

国家卫健委曾透露，全国千人口医师数达到3.04人，数量接近发达国家医师配置水平。从医生数量上看，我们不乏优势。那么如何提高医生的质量？

在省政协委员、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院长吴文灿看来，疫情带来一个启示，医生不能过早进入某一个专科，以免医学专业知识受到局限，“医生若仅能精通单一领域的疾病，并不符合社会期待。”

会场外，曾任杭州医学院党委书记的吕建新从教育层面剖析这一问题。目前，医学教育趋向于越分越细，但“医学生的培养，不仅要着眼于专业培养，而且更需要树立一种大健康观。”

吕建新呼吁，医学院校加强在校医学生全科医学素养教育刻不容缓。应该遴选基本公共卫生、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医患关系和医患沟通、医改基本政策和法律法规等为主要教学内容。

“这些学生走上工作岗位时，可以成为全科理念的传播者、全民健康的维护者。”吕建新期待，像村医那样与老百姓紧密相连，普及常识、回应关切，并有一颗“什么病都可以找我”“随时都能找我”的仁心。

四、基础研究要敢坐“冷板凳”

眼下，为什么抗新冠病毒新药“一药难求”？

看世界，创新药开发是一项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的工作，需要漫长的前期基础研究，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疫情3年，有效药物寥寥可数。比如，首个国产新冠口服新药阿兹夫定，看似出自疫情3年，实际历时18年才研发上市。抗新冠病毒，至今全球都没有“特效药”。

看全国，虽然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经济体，但在抗病毒药物研发方面距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

看浙江，省政协委员、温州医科大学药学院院长林丽注意到：虽然省内生物医药产业情况总体位居全国先进水平，但在创新药物上，和第一方阵的北上广苏仍有差距。

怎么办？结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等内容，会场内外的专家有话要讲。

林丽委员建议，要加大对高校、科研院所的研发投入，尤其注重生物医药的基础研究。“可以加强各省市之间合作，充分利用成熟药企行业资源，减少在省内领域的重合投入，给上游研发让出更多资源。”

中国科学院院士、脑科学专家段树民认同这一看法，呼吁国家加大力度，支持一批扎根原始创新的基础研究、敢坐冷板凳的带头人。

林丽委员则建议引导社会资本加入。段树民补充说：“国内药企多，但大多重销售、轻研发。政府可以通过加强某领域科研投入等方式，引导药企研发。”

此外，在提高生物医药创新和转化效率方面，林丽委员提出，要紧密联动科研院所、企业和临床。

五、个人健康素养“有待补课”

经此一“疫”，“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健康守门人”的观念深入人心。尽管如此，类似“吃××防新冠”“早阳晚阳都一样”等不科学的认知却广为流传。

目前，健康浙江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个人健康素养是否“跟得上脚步”？

数据显示，2011年到2021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从8.8%提高到了25.4%。换言之，100个人里仍旧有75个人缺乏相关必要素养。

省政协委员、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冰认为，疫情让公众对健康知识的需求更强烈了，也凸显了公民健康素养教育“有待补课”的事实。

郑冰委员建议，首先要“激励引导科研机构、高校、临床及公共卫生机构开展系统性研究，以便提前干预”，明确公民知识“空白”处；其次，政府、科研机构、专家、媒体应该组队合作，让权威声音越来越多，传播的方式和渠道越来越丰富，“互联网时代，要像市场维护流量一样，将健康科普做得深入人心”。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持续流行，未来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只有直面问题、接受问题、思考问题，最后才能解决问题。走出疫情，才可盼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