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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中，有一个特殊的类别——革命文物。

它既包括那些与革命斗争有关的遗址遗迹、革命会议旧址、革命纪念设施，比如嘉兴南湖中共“一大”会址、一江山岛战役遗址、五四宪法起草地旧址等，也包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标语、革命先烈用过的锅碗瓢盆这样的实物。

近日，浙江省文物局正式公布全省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包括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13处和可移动革命文物1400件/套。加上2021年公布的547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和9061件/套可移动革命文物，浙江的革命文物已是数以万计，成为我们了解革命历史和伟大精神的重要载体。

革命文物里，蕴藏着怎样的“精神密码”？

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

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的地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的地方。

在这片人文荟萃的土地上，无数的仁人志士创造了波澜壮阔、辉煌精彩的奋斗篇章，也留下了丰厚的革命文物。

其中有不少，记录了近代以来，华夏儿女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独立和争取人民自由的英勇斗争。比如杭州的秋瑾墓、绍兴的鲁迅故居等等。

更多的革命文物，见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荣历史。每一件单拎出来，都能讲出一段悠长的故事。

就拿《周恩来同志为曹天风先生书行书联》来说，它是抗战期间周恩来浙江之行的重要见证。

1939年3月，周恩来同志来到东南抗日战场的前哨浙江视察工作。期间，他回到故乡绍兴，以祭祖扫墓为名，在当地大力宣传抗战。

绍兴《战旗》杂志社主编曹天风曾迎送过周恩来，周恩来就写下该行书联赠给曹天风：“山中岁月纪春王，颁诏何须辨鲁唐？此日甲兵栖越纽，相期铙吹渡钱塘。檄传英霍军威远，势压杭嘉士气扬。成败区区君莫问，中华终竟属炎黄。”

穿越时空，跃然纸上的，是抗战必胜的决心和气魄。

根据国家文物局的定义，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彰显革命精神、继承革命文化的实物遗存，也属于革命文物范畴。

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里，有一个显眼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位于淳安县的下姜村第一沼气池。

显然，这个沼气池就属于社会主义改革时期的革命遗存，它是下姜村从一个偏远的“穷脏差”“落后村”，发展成为“绿富美”“明星村”的重要标志。

对这段历史，《习近平在浙江》采访实录有着生动的描述。2003年4月24日，习近平来到下姜村，了解到村子里的污水处理问题，就指导他们修建沼气池。他还说，建沼气池他是“专业户”。

沼气池建好后，村民们用沼气烧饭、点灯，保住了附近340亩山林。小小的沼气池，打开了美丽乡村建设的突破口，村庄环境卫生得到根本转变。下姜村从此走上了绿色发展的康庄大道。

文物不言，但它们承载的故事，却指引着我们不断向前。

二

翻开革命文物名录，抗战标语、烈士使用过的生活用品甚至炊事员留下的菜刀，都在其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革命文物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

我们不禁要问，这些标语、武器、生活用品，又如何承担起如此重大的使命？

先说革命文物本身。它们是那段历史最可靠的“物证”。

事实上，可移动革命文物并非简单的生活日用品，是有较高革命历史见证意义和实证价值的珍贵文物。

浙江为什么能成为“红色根脉”，靠的不仅仅是革命先烈的口口相传，更要靠一个个地标来佐证。没有刘英、粟裕、叶飞等人留下锅碗瓢盆、留下的信件，我们也很难回溯那段革命者们在浙江艰难斗争的历史岁月。

因为具体，所以真实。正是有了“打土豪分田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夺取反革命的武装”这样的标语，我们现在才能亲身感受到，那段峥嵘岁月里浙江人民旺盛的革命热情。

再说文物承载的精神价值。通过解读革命文物储存的信息，我们能更好地领悟、传承、坚守和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陈望道翻译第一部《共产党宣言》印证了信仰的力量；烈士们的绝笔信浓缩了对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不懈追求；一双双旧军鞋、一件件旧军衣和简陋的支前担架，彰显着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铸就的人民军队和老百姓的鱼水深情；全国首批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千岛湖引水工程地勘岩芯、天荒坪抽水蓄能水电站等象征着人民为追求美好生活而进行的不断奋斗……这些革命文物，从不同侧面和领域折射出共产党人的人格风范、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带给人以精神洗礼和深刻思考。

最后还得说说革命文物的主人们。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无数革命先烈矢志不渝、前赴后继，无数平凡英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他们是时代的英雄。而英雄们留下的物件，虽然简朴，却能够帮助我们驱散思想的迷雾，看清前行的方向。

浙江博物馆藏有一份刘英烈士写给妻子丁魁梅的题字：“抛开一切动摇，准备一切牺牲，集中一切力量，一切的一切都应该服从于革命与战争”。如今，这幅题字，成为了国家一级文物。

纸短情长，我们可以感受到刘英夫妇面对艰难困苦时，坚定的革命理想与信念。时过境迁，面对工作生活中的困难，我们仍能从中感悟到革命的精神、汲取到奋进的力量。

三

每到清明，总会有数不尽的人们来到革命纪念馆，砥砺意志、寄托哀思。

浙江共有革命纪念馆218家，其中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6家，省级33家，市县级43家。绝大多数的可移动革命文物都在其中。

怎样让深藏馆中的革命文物，真正来到观众面前，让更多人听到、听懂革命文物的故事，从中感受到革命英雄们的品格和精神？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

如何交出一份良好的答卷？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破题。

首先，是要用现代的方式讲清楚文物的价值。革命文物也许是冰冷生硬的，但他们的故事鲜活生动。

2021年电视剧《觉醒年代》大火，北大红楼、李大钊故居、《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北京鲁迅博物馆等革命文物迅速“出圈”。这成为革命文物走进大众生活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

吸引大众的，当然不只是引人入胜的剧情，还有爱国情怀与时代共鸣。这是一种讲好故事的能力。虽然很多革命纪念馆都在探索革命文物“出圈”之道，但是革命文物活化的载体、把革命故事“翻译”成年轻人可以接受的方式仍很难找到，仍等待着进一步的探索。

同时，推动革命文物走出库房，“飞入寻常百姓家”。只有出现在人们眼前，革命文物与生俱来的精神价值才能为人所知。

目前，浙江已有相当一部分革命文物及纪念地管理单位设置新媒体宣传平台，通过互联网介绍馆藏文物，不断输出优质内容。还有一部分纪念馆推出沉浸式体验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市民观展的参与感与融入感。

比如，绍兴鲁迅纪念馆就推出“三味书屋·鲁迅故里”“山河赤子心 岁月峥嵘行——鲁迅与共产党人”“清正如镜照古今”等主题宣教活动，将课堂搬进馆区，使学生在轻松氛围中，了解革命文物中蕴含的精神和当时的时代风情。

除此以外，还可以推动革命文物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通过“定制式展陈+数字云展+配套展教活动”等方式，让革命文物真正走进社会，走近青年。

第三，革命文物的保护传承，可以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革命文物大都地处农村。在推动乡村振兴等工作的进程中，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能够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和群众就业。

比如遂昌县王村口镇，就把辖区内23处革命遗址串联起来，打造了“文旅街区”帮助村民致富，不到1万人的小镇实现旅游年收入达到了2.1亿元，村民人均收入每年递增9%以上。

像王村口镇这样，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与乡村全域旅游、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的发展思路，深挖革命文物内涵，开发“红色 研学”“红色 观光”“红色 农业”等多业态的文旅产业集群，也是促进革命文物保护传承与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一条“突围之路”。

换个角度说，如果革命文物有生命，想必它们也乐于走出展馆，绽放在文艺舞台、见诸旅游景点、闪耀展览展演、走进观众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