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是中国重返联合国的第三年，那一年的“年轮”中有着这样一段刻痕：中国代表团远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以下简称MAB）第二届国际协调理事会，自此MAB的名录上有了中国的名字。

彼时的人们没有意识到，故事从那一年开始，将指针向后拨50年，会出现历史性的耦合——同样在巴黎，同样的理事会，同样有中国代表团，当宣布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花落杭州的那一刻，全场掌声雷动。中国代表团极力表现得平静，但克制的面孔难掩眼底波澜汹涌的情绪，为杭州临安层峦叠翠的天目山，也为中国34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肆意生长的万物生灵，和与之守望共生的人们。

这不仅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第一次在中国举办，也是首次在亚太地区举办。MAB大会为何将第五个十年的起点，安放在中国？放眼国内，在如林的秀美山川中又为何独选了杭州？

我们试图梳理MAB的发展脉络，从多位调研组专家学者的口中，拼接出大会落址中国杭州的故事，追寻这一消息背后，可能给世界带来的长久回响。

平均“十年一会”，它究竟有多重要？

“当大自然倾诉，而人类没有倾听，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维克多·雨果200多年前的慨叹，在刚刚经历过全球性新冠疫情的今天听来显得更有意义。

作为一个已到“中年”的政府间国际科学计划，回顾MAB创建的简史，能清晰地看到世界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道道履痕。

在今天，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类活动对自然的重大影响已被纳入全球议程。但上世纪60 年代，在当时两极分化极其明显的全球政治气候下，科学家们很难联结起来形成合力。

被资源获取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所长期困扰的各国亟需一个跨学科、政府间的大型科学计划，来系统性认识人与生物圈的关系，解决人类发展对全球环境带来的影响。

于是，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一项大型的政府间科学计划——“人与生物圈计划”（简称MAB）。其诞生的初衷之一，就是凝聚共识。

它在创立之初将“生态系统”作为该计划的研究重点，并随后创造性地提出了“生物圈保护区”的概念，试图通过搭建全球保护区网络来实现国际间的协调和合作。

五十年的时间，MAB成员共聚一堂的频率并不高，一共只召开过四届大会，但每一届大会都会为下一阶段的全球生态保护的发展“定规立矩”。比如在马德里举行的第三届大会，承前启后，提出“将生物圈保护区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学习与实验场地”，至2013 年，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年均增长率提升至3.7%——

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入这个世界级的庞大坐标系，保护区数量从最初的几十家到如今的738家，分布在全球134个国家和地区。这其中，就有34个保护区来自中国。

越来越多的发展理念在成功试验后被提出，比如地球生命共同体、变革性发展、碳达峰和碳中和等等，可持续发展也逐渐成为指导国际发展合作的新风向。

简言之，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既是一个国际合作平台也是一种治理工具，它所涵盖的超过700万平方公里的各类生态系统，以及2亿的本地人口，为各国构建了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资源库”，而遍布全球的738个生物圈保护区则为探索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实践提供“示范地”。

以中国为例，目前，中国已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近万处，约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8%；中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今年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讲话，更是为全球生态保护提供了中国样本。

“我们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起步较晚，但这些年中国在MAB的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秘书长王丁期待着中国能通过MAB大会，将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及其背后的价值理念传递给世界。

不用“投票”一锤定音的背后

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花落中国的决定，其实早在一年前就已一锤定音。此次巴黎之行，更多的是为了官宣大会主办地杭州。

王丁还记得那个心潮澎湃的时刻。2022年5月，人与生物圈国际协调理事会上商议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的举办地点，当时因为疫情，他刚刚配合前方的同事做完线上的汇报，紧盯着面前的屏幕看34个理事国的发言过程——

“同意中国举办”“中国有办大事的能力”“赞同大会落地中国”……20多个理事国发言完毕，轮到观察员国家表态，即便没有投票权，几乎所有代表发言都一致赞同中国办会。MAB国际协调理事会的主席阿德索拉·阿德泊祖听完发言后笑着说：“既然大家的意见非常一致，我们就不用投票了吧。”锤落定音，掌声四起，王丁悬在心中的大石也跟着落了地。

消息传回国内，王丁背上了“幸福的烦恼”，因为有许多城市都表达了对承办这次大会的强烈意愿。

为此，中国MAB设置了两组专家，分多路考察对比申请城市的条件。杭州为何能脱颖而出？从考察专家们的回忆中，我们大概总结出了三点优势：

最为必要的条件之一，是杭州位于临安的天目山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举办地需满足辖区内必须要有一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基础要求，且自驾距离不过1个多小时车程。而临安刚好满足这个条件。这里这也是专家们来杭州的首个目的地——1996年，天目山保护区是中国较早一批申请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单位，拥有世界最大的古柳杉群落和世界最古老的天然银杏林。

走进临安天目山镇的月亮桥村，一条清溪穿村而过，这个位于天目山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南麓的村落里，坐落着天目美术馆、高端民宿群，游客络绎不绝，村民们因开拓生态旅游，早早就摆脱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

“杭州拥有很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代表作’，这和MAB的核心理念十分契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前秘书长韩群力把临安天目山视为一把破题的钥匙，“如何能在推动发展的进程中寻求保护与发展的统一性，是MAB一直想要寻找的答案。”

杭州和泛杭州地区比较多样的生态系统类型样本，也是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考察专家组成员陈建伟考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如森林生态系统—天目山、清凉峰、钱江源等；湿地生态系统—西湖、西溪、千岛湖、崇明岛等；海洋生态系统—南麂列岛、舟山群岛等……还有数千年延续下来、经久不衰的钱塘江文明，这些都非常值得展示和交流。

陈建伟还强调：“这些代表着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多，覆盖广，交通方便，能提供给全球MAB各成员国根据本国的需要进行交流考察、互通经验，为人与生物圈是生命共同体提供鲜活的样本”。

办会的硬件能力和杭州积极申办的态度，也是得以“险胜”的关键要素。“相信经历过G20和亚运会，2025年的杭州一定能当好东道主。”陈建伟说。

两年后的大会，我们期望着什么？

为什么中国会如此重视这次大会？

首先，是让世界看到中国。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COP15致辞中所指出的，我们要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绿色发展，加快推动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以全球发展倡议为引领，给各国人民带来更多实惠。

持续推进绿色发展，就是一种行动上的示范。作为“两山理论”的发源地，到2022年年底，浙江311个自然保护地实现统一管理，安吉小鲵、朱鹮、中华凤头燕鸥这些珍稀物种频频亮相“浙”里。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浙江在全国先行探索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建设，2022年，累计接待游客近350万人（次），带动收入4.9亿元，产业透“绿”，百姓添“金”，将生态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

以杭州临安为例，MAB要求保护区必须有“保护、支撑和发展”三大功能。坐拥深厚生态家底的临安，不断讲述着保护与反哺的故事。目前以“天目”命名的植物37种、动物135种，特有的珍稀濒危物种野生南方梅花鹿数量从80多头增加到300多头，羊角槭从1株增加到360多株，天目铁木从5株增加到3000多株。

在“支撑”和“发展”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场景也在不断延展：在临安当地的统筹下，一区带六乡镇的模式走出了新路，建成天目山镇、月亮桥村等省级自然保护地融合发展镇（村）8个。结合美丽乡村、风情小镇建设，组织发展森林康养等文旅农创产业，带动周边乡村社区融合发展，与山林“同呼吸共命运”。

不管是于己还是于世界，落实国家的百年梦战略、“一带一路”倡议，还是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遇，我们都希望通过世界级大会让中国的生态文明成果走向世界。这既是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基于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其次，是让中国看见世界。

中国方案，不是一蹴而就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的自然保护区“从无到有”，经历了飞速扩张的阶段。数量的增长，也不可避免会带来一些共性问题——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功能区规划？如何妥善处理保护区与周边社区群众的发展需求的关系？ 

解决人类共同的问题唯有团结合作，在具体的实践中互相应证，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闭门造车“走弯路”。

以长白山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为例，曾经的经济生产活动导致长白山西坡亚高山次生草十分顽固，封山育林、人工植树等常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但科研人员发现，在被野猪拱过的地块上，乔木幼苗平均更新的数量远高于其他地块。长白山决定模拟“野猪拱地”这样的自然干扰，经过对50亩地十年的实验，原生林再次出现。这种跨学科的大胆尝试，为世界生物圈的保护提供了中国经验。

类似这样的他山之石，放眼全球比比皆是。2025年大会落地杭州，势必是一次全球化的交流过程，浙江能够借此机会吸取更多优秀的国际案例经验，也自然会去对标找差，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进一步。

“我们希望浙江能够充分利用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依托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高校资源，建立起一支国际领先水平的总结、推广人与生物圈理念的科研队伍。”陈建伟说，按照惯例，两年后的大会将制定下一个十年纲领，并以举办地城市命名，“届时将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国记住杭州，并以此展望全球生物圈保护的下一个十年。”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国际社会最终是要靠共识来推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牢牢把握住人类社会的优先事项以及最大公约数，在逆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一场关乎全人类福祉，体现多边主义精神的盛会，其意义将超越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本身。

两年后的杭州，世界已开始眺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