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浦江，升腾的不只有暑气，更有一张炙手可热的“金名片”——“浦江经验”。

21日上午，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信访局与浙江省委在浦江县召开总结推广“浦江经验”深入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经验交流会。

省委书记易炼红，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国家信访局局长李文章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浙江省各设区市设分会场。浙江省领导刘捷、彭佳学、王成、刘小涛、徐文光、陈金彪、杨青玖在主会场或有关分会场出席，王成国主持。

在这场全国性的高规格大会上，国家信访局相关负责人宣读了《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国家信访局关于学习推广“浦江经验”的通知》。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把浦江县作为首次下访接访群众的第一站，此后带头坚持每年下访，开创了省级领导干部下访接访的先河，“浦江经验”由此逐步形成。

从一地破题到全省实践再到全国推广，观摩这场交流会内外，可以知晓“浦江经验”何以能够走向全国。

一

再访浦江，参加此次交流会的《法治日报》一位记者思绪被拉回到12年前。2011年，浦江信访工作得到习近平同志批示肯定。这位记者曾跟随国家信访局相关负责人来浦江蹲点调研，“‘浦江经验’在习近平同志心中的分量很重。”她说。

这分量体现在习近平同志的浙江足迹里：从2003年下访浦江开始，他坚持每年下访，之后连续三年，先后到临安市、德清县、衢江区下访接访。

这分量体现在习近平同志的深刻思考里。《领导下访的方式方法要不断深化》《面对面做好群众工作》……《之江新语》中记载了他对下访接访工作的许多精辟论述。

这分量还体现在习近平同志的一次次关心指导里：从浙江到北京，20年来，他对“浦江经验”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

如今，“浦江经验”再次迎来高光时刻，从一地破题、全省实践再到全国推广。很多人不禁要问，“浦江经验”为何如此备受总书记牵挂？

提及“浦江经验”，参会的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常用这样一句话来评价：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倡导并带头下访接待群众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

这个“好”字体现在哪里？从此次交流会的每一个参观考察点都能找到答案。

“浦江经验”是人民至上的典范，它融洽干群关系，赢得万千民心。串联浦江西北部山区的210省道曾是一条崎岖不平的盘山公路，习近平同志亲自拍板改建，如今它成了平坦宽敞的致富大道，当地老百姓和过往客商都亲切地称这条路为“近平路”。

“浦江经验”是社会治理的“法宝”，它将问题解决在基层、矛盾消除在萌芽。浦江县曾经是名副其实的信访大县，习近平同志下到基层，在一线解决了一大批难题。去年，浦江信访总量仅有629件次，比2002年下降93.9%，大量信访案件在县域范围化解，信访大县摇身一变为全国信访工作先进县。

“浦江经验”是教育干部的“教科书”，它指引干部在“矛盾窝”里锤炼作风，提升本领。水晶产业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一度是浦江的信访根源，2013年，浦江打响全省“五水共治”第一枪，当地干部动真碰硬，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如今绿水青山重现，产业发展迎来新生。

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有这样的表述：领导下访是一举多得的有益创举，他还用“四个不仅有利于，四个还有利于”进行阐释。回望浦江20年县域治理实践的一个个侧面，真切论证了“浦江经验”是一个好经验好做法。

二

试点探索、点面结合，取得经验、看准推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策略。“浦江经验”是一种工作创新变革，它又是如何经过20年的沉淀积累，日臻成熟，最终得以实现可推广可复制，走向全国？

作为“浦江经验”的发源地，浙江对传承和弘扬“浦江经验”的贡献有目共睹。在“浦江经验”展陈馆里，张贴在墙上的一张张历史照片、一项项制度举措引得参会嘉宾纷纷点赞，几大闪光点让大家印象尤为深刻。

首先是一以贯之抓落实。2003年末，在全省信访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和时任省长分别与11个设区市的市委书记、市长签订信访工作责任书。这份责任书，市、县、乡也都层层签订，从而把领导干部下访接访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落实到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身上。

由此，领导下访接访在浙江全面推开，20年不动摇，并逐步形成五级大接访机制。

其次是大胆创新求突破。浙江人乐于创新,也善于创新，勇立潮头的创新精神,一直是蕴藏于浙江文化基因中的深厚力量，这一点在传承和弘扬“浦江经验”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如在省级层面，省信访局创新建立了市县乡党政领导和职能部门班子领导信访事项任期盘点和离任交接制度，倒逼“新官要理旧账”“现官少留坏账”，同时逐步完善了“首接规范、首交精准、首办负责”的初信初访责任落实机制，进一步把矛盾纠纷遏制在初始阶段。

民情直通车、小岛零距离接访、“周五接访日”等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探索实践在浙江各地涌现，体现了基层治理的活力和智慧。

正如浙江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青玖在大会主题发言中所说，20年来，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不断推动“浦江经验”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持续彰显出永恒的时代价值、科学的真理力量、磅礴的实践伟力。这也正是“浦江经验”历久弥新，展现出强大生命力，一步步走向全国的秘诀。

交流会上，北京市、上海市、福建省、陕西省、农业农村部和有关专家代表作交流发言，分享了深入学习运用“浦江经验”的成果，这些实践探索都将进一步推动“浦江经验”绽放出更灿烂的光芒。

三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而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如何迭代升级“浦江经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成为与会嘉宾“头脑风暴”的重点。

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在会上提到深入解答信访工作的“四个新命题”值得细品和深思——“点与面”联动、“上与下”贯通、“呼与为”对接、“敢与干”统一。

就拿“上与下”贯通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期间，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浦江经验”。

诞生于不同年代的两大经验为何会实现跨越时空的“握手”？浙江省信访局副局长、时任浦江县副县长夏文星对此深有感触。他认为，无论是“枫桥经验”还是“浦江经验”都是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经验，两者可以双向发力、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枫桥经验”自下而上，重在预防，“浦江经验”自上而下，重在破难；“枫桥经验”重在依靠群众力量，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而“浦江经验”重在依靠领导担当精神，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在解决群众复杂问题中的主力军作用；“枫桥经验”是基层通过群防群治、联防联控，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而“浦江经验”则是领导干部到矛盾上交的地方去，解决基层想解决而解决不了的难题，发现基层应当解决而不解决的问题，督促基层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更好地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同时，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通过基层和群众反映出来的普遍性、政策性、领域性问题，可以从中反思和改进自身工作，从而避免同类问题的产生。

再比如“呼与为”对接。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呼，我有所为，“浦江经验”所彰显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它教导广大干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民生问题解决，让幸福可感、可知、可及。如何“呼”得更便捷“为”得更高效？互联网时代，与时俱进用好大数据和数字化是行之有效的手段，这一点上，浙江已有所实践。

目前，浙江在全省已经搭建起民呼我为统一平台，形成信、访、网、电渠道全整合、民意全归集、办理全闭环、责任全链条、感知全智能的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成为党委、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群众工作平台，实现群众诉求“马上办、网上办”，让群众真切感受到不需要走访，“写信也管用”“网信也管用”“电话也管用”。

这“四个新命题”也深刻表明，“浦江经验”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留给浙江宝贵的理论财富、实践财富和精神财富。唯有挖掘好、守护好、传承好这项经验，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真正把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做实做好做精准，方能以信访工作之为守护浙江之安、信访工作之进助力浙江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