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是浙江省的“传家宝”“金名片”。2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工作时，强调要充分珍惜、大力推广、不断创新“枫桥经验”。20年来，浙江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东海之滨、钱江两岸，新时代“枫桥经验”蝶变出共建共治共享的和美图景。

矛盾化解的“枫桥速度”

时隔7年，记者再次来到诸暨市枫桥镇采访。60年前，这里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枫桥镇枫源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骆根土自豪地对记者说：“捧着‘枫桥经验’这个传家宝，我们村连续18年保持‘四零’记录（群众零上访、干部零违纪、百姓零刑事、村民零邪教），发生了经验变经济、田园变花园、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民、离乡变返乡、个富变共富的新变化，百姓和顺、乡村和美、社会和谐。”

今年4月2日上午9时零8分，有村民向枫桥镇社会治理中心综合指挥室反映：枫源村村民宣某私自搭建阳光棚。骆根土接到指挥室指令，与值班村干部于9时16分到达现场。9时21分，镇级巡逻力量到达。经多方调查，宣某承认自己违规。在村干部跟踪督导下，宣某于一周内将阳光棚拆除完毕。8分钟到达现场，一周内彻底解决问题，这就是矛盾化解的“枫桥速度”。

走进枫桥镇社会治理中心一楼大厅，正前方电子大屏上展示着各类事件处置流程图。一旦有村民反映问题，镇综合指挥室在30秒内完成签收，1分钟内下达处置指令，按照“集镇5分钟、农村10分钟”标准，进行快速响应、快速处置，确保事件处置不过夜，矛盾化解不隔周。

“镇上的老百姓处理日常矛盾纠纷，跑我们这一地就够了。”枫桥镇政法委员蒋杭翔说道，枫桥镇以镇级社会治理中心为抓手，通过组织变革、制度重塑、数字赋能，积极推进“一站式”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破解了多头治理、力量分散、信息不畅的问题。

“以往‘干部说了算、群众靠边站’，成为引发基层矛盾的主要诱因。现在，我们把‘关起门来议事’变为‘群众当家主事’，做到重大事务‘三上三下’、日常事务‘问议办评’、应急事项‘即时即议’。”诸暨市委政法委政治处主任陈洁向记者介绍道。

针对村集体经济发展、村庄建设规划等8类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实行“三上三下三公开”机制，即：收集议题环节，群众意见上，干部征求下；酝酿方案环节，初步方案上，民主恳谈下；审议决策环节，党员审议上，代表决策下，并做到表决结果、实施方案、测评情况“三公开”。

针对涉及人数、程序较少的日常事务，采用定期问事、开放议事、规范办事、民主评事“四事工作法”，每月固定召开村两委委员和网格员联席会议，共商共议身边事，将不稳定因素遏制于未发。

针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探索“政务 110”镇村联动机制，第一时间向属地镇街党委报备后，立即组织村监委会成员、村民代表、在村党员商议，做到议、决、处“三即时”，处置结果向全体村民公开。

“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如何保持品牌创新，对我们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绍兴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董晨表示。今年上半年，绍兴市委政法委在全市部署开展“枫桥式”系列建设，明确工作指引和流程标准，通过常态化推进、机制化巩固，进一步拓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创新场景、制度创新路径和理论创新平台，推进基层治理迈向现代化。

幸福乡村的善治密码

依托一本村规民约，柯城区上洋村从一个经济落后、村容脏乱差的贫穷村，发展成为村民安居乐业、干群共谋发展的幸福村，实现了干群和谐、干事红红火火的转变。

1992年，上洋村第一版村规民约在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开启了村务公开、村民自治的探索。31年来，经济社会在发展，村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在变化，上洋村与时俱进，先后修订完善了十版村规民约。从土地分配到安置补偿，从户口回迁到养老福利，从村容美化到利民工程，村规民约规范了村里方方面面的事务，被各方面称为“治村宝典”。

村规民约的修订，首先经过村民、党员、村代会代表、村两委等层层商议、充分讨论，最终经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逐条表决通过后生效。由于各方面充分参与，村规民约成为全体村民从心底认可的“小宪法”，既约定了村民的具体行为，又约束了村干部的“小微”权力。现在村民来找村干部说事，基本上都会拿着村规民约，结合自己的诉求指出哪里符合、哪里不符合。

上洋村位于衢州市城郊，村民把土地流转给村集体，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管理，建立仓储基地。如何利用土地资源、如何确保村民公平收益，都在村规民约里作了详细的约定。此举有效防止了土地纠纷，同时吸引来更好的项目落地。户籍人口不到1000人的上洋村，每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000万元。村庄发展蒸蒸日上、喜气洋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上洋村先后荣获国家级民主法治村、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称号。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上洋村及时将“使用公筷公勺”“行作揖礼”“不随地吐痰”等文明行为写进第九版村规民约，一时掀起全市“千村修约”热潮。

上洋村所在的衢州市是孔子后裔南迁后建庙立家之地，被誉为东南阙里、南孔圣地。行走在衢州的大街小巷，处处都能感受到“礼”的气息：车让人、自觉排队、烟头不落地、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衢州市以人文精神引领“有礼”之治，出台《衢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将道德柔性约束制度化，推出个人动态信用管理系统“信安分”，分值与市民享受公共服务直接挂钩。

“兰花热线帮帮团”“王宁调解工作室”“融调解”“三衢和姐”等“有礼”调解品牌家喻户晓，“家事纠纷有礼办案七步法”助力家庭纠纷调解、亲属感情修复。通过一体推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新时代“枫桥经验”正在推动传统人情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变。

衢州市的“有礼善治”辐射到四省边际，浙皖闽赣相邻地区坚持“一家亲”理念，共商共治共发展，共享“浙里山水”“皖美如画”，共同“赣出精彩”“闽扬天下”。

迭代升级的“海上枫桥”

一座偏远荒芜的悬水小岛，四年时间建设成为设施林立、管道蜿蜒、灯光璀璨的舟山绿色石化基地，2022年产值2314亿元，岱山县鱼山岛创造了“无中生油”的发展奇迹。奇迹的背后，是新时代“海上枫桥”从传统渔区向护航项目拓展、从传统群防向现代智治迭代、从海陆联防向多治融合升级的生动篇章。

小小的鱼山岛上有1.9万名建设者常驻，来自全国31个省份，人口密度大，人员流动性强。岱山县主动将县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延伸到基地，整合资源成立鱼山社会治理中心，县信访、人社、总工会、公安、建设等部门精干力量长期入驻，法院、检察院定期入驻，还增加了线上受理途径，及时调处工伤、劳资、施工等矛盾，最大限度拉长治理半径，做到群众诉求最多跑一地、矛盾纠纷不出岛。

去年10月，鱼山公安派出所建成全省首个超大型工地“融警务中心”，构建“连队化+科技化”多治融和新模式。“中心植入了‘红蓝哨所’‘家乡红陪审团’‘石榴籽工作室’，汇聚‘铁帽子’、‘蓝精灵’、商铺联盟等群众性组织，共同维护社会治安。”民警杨健告诉记者，面对岛上人员流动大、乡音重、交流困难的痛点，他们因势利导建设了一支由24位地区代表组成的“家乡红陪审团”，利用“乡音”拉近距离、快速破冰、化解纠纷，并在此基础上开通“云调解”服务，打破时空、地域限制，实施远程调解。

“有了社会治理中心和融警务中心这两个‘中心’，鱼山岛至今未发生一起个人极端事件和群体性闹访事件。”岱山县委政法委专职委员於国君欣慰地说。

舟山市共有岛屿2085个，陆域面积只有145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达2.08万平方公里。茫茫大海，矛盾纠纷预警防控难、实时沟通难、证据固定难。普陀区筑牢“141”基层治理体系，上线“海上枫桥”矛盾化解一件事应用场景，大大提升了化解质效。

舟山市是“网络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发源地，连续18年被浙江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平安市”，“平安”已成为舟山市高水平建设现代海洋城市的鲜明标识。2020年以来，全市共调处各类海上矛盾纠纷1.7万件，其中海事渔事纠纷调解成功率为95.7%；全市跨区域联调处置各类涉海纠纷1700余件，涉及金额2亿多元。“海上枫桥”扩展为：海陆联处调解矛盾纠纷、海陆联治解决突出问题、海陆联勤应对突发事件、海陆联防化解重大风险、海陆联控维护边境安全。

舟山市立足东海渔区实际和海上生产运输产业特点，以属地管理为主、行业管理为辅，积极开展“红帆示范船”“海上先锋”“灜洲红帆”等争创活动，实现海上基层党组织全覆盖，以诚信惩戒制度落实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陆地上，舟山市培育成立市、县、乡三级社会组织“东海渔嫂”，通过赋能赋权赋誉，推动“东海渔嫂”组织化、多元化、专业化参与基层治理。

从乡村到城市，从山区到海上，之江大地循迹溯源，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枫桥经验”的谆谆嘱托，更加强调党的领导、更加彰显法治思维、更加突出科技支撑、更加注重社会参与，推动“枫桥经验”从“治村之计”上升为新时代的“治国之策”，并为其他国家基层治理提供了富有中国智慧的“东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