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浙BA”火爆出圈，引发“百县混战”。

各种“不和”戏码的背后，实则是一个“整装”浙江，蕴藏着区域发展和治理模式转型的密码。

前不久，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做了一个有趣的课题：探寻最具CP感的城市。不信的话，可以先来看看下面这张图——

浙江各县普通周出行人次情况。省发规院供图

根据某年度浙江移动的手机信令数据，聚焦全省53个县市（除去各市主城区）的人口流动强度，可以精准刻画出区域内社会经济联系的紧密度，是衡量不同地区间相互联系程度的重要指标。

数据图谱显示，省内已形成多个联系紧密的区块。如“永武缙”地区，三地一周内“相互对流量”达131万人次，相当于每天有近19万人在“三地”间流动。

此外，慈溪和余姚，桐乡和海宁，义乌和东阳，龙港、苍南、瑞安和平阳，嵊州和新昌、长兴和安吉等多地也出现了类似高强度的空间互动，属于浙江县域经济中的联系最紧密的“伙伴”。

其中，单看每天对流量，排在前五位分别是“龙平苍”36万人次、“义东”29.2万人次、“余慈”29万人次、“永武缙”18.7万人次和“嵊新”8.1万人次。

那么，为什么出现了这些CP？

一直以来，县域经济是浙江区域经济的底色，早年出现了特有的“弱市强县”现象。

然而，这种格局已发生变化，我们省的县域经济已走过了单打独斗的发展阶段，正遭遇土地、人才、资本等核心资源要素瓶颈的刚性约束，打破行政边界的区域协同发展成为一种必然出路。

区域协同，是基于共同利益诉求的空间抱团，提高区域发展的整体性和协同性。从某种程度来说，部分具有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业缘相联等特征的县域，其一体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可行性更强。

省发展规划研究院战略所高级工程师祝立雄认为，不论是历史协作历程、现实区域联系，还是从产业、空间、设施发展诉求，或是坊间呼声，“余慈”“永武缙”“龙平苍”“义东”“嵊新”五个地区，无疑是我省区域协同发展条件最为成熟的地方。

涌金君发现，这些城市CP不仅地域相邻，更深层次的是各方之间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情仇”。

龙港、平阳、苍南，同属于鳌江流域同根同源的城市化连绵区，别看如今分属三地，其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方言、习俗、文化一脉相承。

原来，这三地历史上都属于平阳，1981年平阳县分拆为平阳和苍南，2019年龙港撤镇设市，最终形成了“两县一市”格局。

这种基于发展需求的行政空间重构本无可厚非，但也催生了区域内部的竞争意识，在诸多事物上比较“较劲”。

区域排序便是一例：平阳人倾向于“平苍龙”，理由源于历史，平阳生苍南、苍南生龙港；而龙港人习惯称“龙平苍”，突出行政等级，龙港是市，平阳和苍南还是县。

这种排序之争，恰恰是区域内部联系紧密且身份认同交织的另类体现。

正是这种根植于历史地理和现实需求的紧密联系，为区域协同发展奠定了基础。

比如，永康是世界五金之都，由于土地资源紧张，不少企业外迁到武义、缙云等周边地区，自发形成了永武缙五金产业带，至今已形成了年销售超千亿的产业集群。

再如，慈溪和余姚经历过四次行政区划调整，分分合合又相互交融。

早在20年前，《环杭州湾地区城市群空间发展战略规划》首次提出“余慈统筹”。此后，宁波多次提及余慈统筹发展，去年公示的《宁波余慈地区统筹规划》更是将规划期限延长至2035年。

如何突破现有藩篱，让这些兄弟县实现“整装”发展？

首先是空间规划先行。

很多县虽相互接壤，但多为农村地带，像新昌和嵊州、义乌和东阳、龙港和平阳，城市建成区已基本无缝对接，连绵成片。义乌和东阳之间原有40多条车道相通，但为了追求更高水平的一体化，两地仍投资了上百亿元建设义东高速，极大缩短了时空距离。

其次是产业结构互补。

龙港“中国印刷城”的金字招牌背后，离不开平阳的印刷机械设备产业和苍南的印刷包装产业。同样，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的繁荣，也深深嵌入了武义和缙云等地的制造环节。这些本质上是区域产业链的空间分解与整合。

其三是思想观念协同。

打破“散装”困局的核心在于抛弃原有“一亩三分地”思维，不搞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树立区域整体利益最大化理念。从此前实践来看，各地已经看到了一体化发展态势，但个别地方推进较慢，很多矛盾往往都出在观念上。

当前，浙江经济正在经历从县域经济向都市圈经济、城市群经济的结构性跃迁。浙江在谋划“十五五”区域协调发展重大战略过程中，推进现实有需求、协同有条件的地区跨县统筹，让浙江向能级更高的“整装”迈进，这些CP感城市或许是最佳切口。